如果官商勾结，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也会形成权力寻租，这会让民营企业家去走歪门邪道，反而不会走正道了。

　　记者：过去一年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朝阳：现在“国进民退”比较厉害。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发展首先就是市场化要继续加强，改革要继续深化，但这些光靠喊一些口号是没有用的。

　　我们国家很有希望，中国的儒家文化可能还会有一些竞争力。但不要沉浸在自己多么伟大的幻境里，其实差得很远。

　　记者：商业组织在推动这个历史进程中应该有哪些担当?

　　张朝阳：推动市场化，深化改革，一定要靠商业力量，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

　　即使国防工业，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介入，展出的东西再炫也没有用。美国的波音747飞机可以直接用于大型军用运输，美国的导弹都是民营公司造的，这些企业都经过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才得到检验。

　　记者：作为一个从硅谷回来的互联网创业者，你为什么关注这样的问题?其他互联网公司的领导者也同样关注么?

　　张朝阳：正因为我在美国呆过，我才太希望中国强大了。对比美国，我觉得中国需要发展，发展必须市场化。

　　而且我亲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程。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能够做大，就是因为准入门槛低、竞争激烈，而不是凭资源、权力垄断决定成败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能在国内所有领域把美国公司打败，也是这个原因。而其他领域，中国公司为什么一败再败，我想还是同样原因。

　　市场化不是靠政府组织，或者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做了，那是不可能的。(政府要保证的是)不腐败，官商不勾结，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竞争和创新。

　　如果官商勾结，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也会形成权力寻租，这会让民营企业家去走歪门邪道，反而不会走正道了。

　　记者：说得没错，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商业环境的成熟总得有个过程。

　　张朝阳：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变革时刻了。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把压抑了几十年的需求释放出来，释放完了以后就是城市化、房地产热，这使得经济持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但这些东西都释放完了呢?是要进入精细化阶段了，在这个阶段，如何跟别人比?

　　向左还是向右

　　是否打击视频盗版产业是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左边是游戏产业，右边是音乐产业。

　　记者：你刚才是从宏大政经架构叙事中，讲了对中国商业成熟进程和动力的看法。具体到行业和事件上看，反盗版是2009年搜狐集中精力做的事情，而维护视频知识产权几乎让你们成了所有网络视频企业的死敌。

　　你们作为视频内容运营方，并非内容提供者，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他们不都也是民营企业么?

　　张朝阳：打击视频盗版并不是突发奇想，是搜狐一年来的持续战略。

　　是否打击视频盗版产业是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左边是游戏产业，右边是音乐产业。

　　网络游戏产业因为当年打击****、****，才有了今天的繁荣，现在年产值超过40亿美元。而且还出口到韩国，以前可是从韩国引进啊。

　　而音乐作品的词曲单位都是作坊式的，对版权意识也不强，同时网上出现了MP3搜索，充分利用了避风港原则，音乐产业因为打击盗版的难度比较大，盗版很厉害。互联网音乐又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导致音乐产业一塌糊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现一年收的版权费只有8000万元。

　　所以，网络视频向左走就是游戏产业，甚至发展得还要大，向右走就是音乐产业，走入一片惨状。关键是，视频产业比音乐产业更好打盗版。

　　记者：这里面就没有你们自己的利益?

　　张朝阳：我承认搜狐、优朋普乐和激动网成立“反盗版联盟”，搜狐与盛大各出500万美元成立“国际版权采购基金”，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奋斗。

　　但我同时觉得，商业力量的进步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较进步的、合法的商业力量，有利于国家产业发展。而不要去遵从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

　　这么说吧，主观为企业，客观为产业。

　　记者：打击盗版，搜狐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张朝阳：截至目前为止，搜狐从影视剧版权方购买了超过价值2000多万元的影视剧作品。比如《我的青春谁做主》花了60万元，《大秦帝国》则花了100万元，电影《南京!南京!》60万元。

　　商业模式难题

　　广告模式是可以支撑的，就像电视广告可以支撑电视台一样。收费模式也可以探讨，最后可能是一个组合，80%是广告模式，20%是收费模式。

　　记者：你们为什么不学一下YouTube的分享模式?

　　张朝阳：中国的视频互联网最早是学YouTube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不会成为互联网视频的主流，特别在中国。互联网视频时代，网络电视电影还是主流。

　　即使在美国，YouTube也做了调整，包括对vblog(视频博客)有更严格的限制，上传视频时间不允许超过10分钟。

　　记者：广告模式能支付网络视频成本吗?是不是需要更多创新的商业模式才能杜绝盗版?

　　张朝阳：广告模式是可以支撑的，就像电视广告可以支撑电视台一样。收费模式也可以探讨，最后可能是一个组合，80%是广告模式，20%是收费模式。

　　比如优朋普乐、激动网，主要走收费模式，通过电信网络收费。搜狐是广告模式为主，收费模式为辅。比如一部新片，院线刚上线的时候，我们与院线签约，院线与搜狐同时上，但通过搜狐看也是收费的，收入分成。电影院几十元，家里看几元。这样就不会影响他的票房，并获得更多收入。一个月后，院线不上了，用户可以家里免费看，但得接受广告。

　　记者：有没有其他收入模式，比如与版权方进行广告收入分成?

　　张朝阳：分成现在太早了，目前互联网视频的广告规模太小，我觉得分成是一种虚假承诺，版权方最终拿不到钱。未来广告规模十分强大的时候，分成模式对版权方是可行、有利的。

　　记者：什么规模才可行?

　　张朝阳：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广告，搜狐一年达到了几十亿，并且有可预见性。那时候才可以预测每部影视剧可以获得多少广告，分成才是合适的。

　　记者：网络视频能模仿苹果的App Store模式吗?与版权方按点击次数分成?

　　张朝阳：不可能!

　　记者：为什么不可能?

　　张朝阳：因为视频是一个内容含量很高的媒体作品，这个领域，电视台的广告模式都已经很成型了。未来，这种按点击分成的模式可不可能会成功，这得由市场决定的，版权方觉得这样也能获得收益，这个细节的探讨交给市场，可能两年以后可以讨论。现在的问题，是被电视台广泛证明了的广告模式复制。现在一集都已经到一万多元了，版权方为什么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

　　就是广告模式，也还有探索阶段，还需要很多创新。前置多少秒广告，中间插播多少秒，是否必须点一下才能越过，页面周边广告如何设置，广告如何与网民互动，这些都还在探索。

　　活不能做得太花，太花都是骗人的。

　　记者手记：对立的“存在”

　　回答完问题的Charles Zhang(张朝阳)，能看出有些疲惫。

　　这也难怪。过去一年，除了直面全球金融危机给这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带来的巨大经营压力，张朝阳充满精力地在中国互联网业内打了一场又一场官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战争”——别人都认为盗版是中国互联网的特色，张朝阳偏不信这个邪。

　　但与对手打官司，并没有占用他太多个人时间。他给自己“留白”很足，把最多的时间用来思考人生。

　　他说，自己对人生想得很清楚，但却又不能具体表达，“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想清楚人生很重要，想清楚之后焦虑就少了，欲望就少了。”他说。

　　他认为应该有个观念的十字架，不能把观念粉碎，粉碎观念并不能让人轻松。虽然希望活得明白，无虑无欲，但又觉得人生要有价值，留下痕迹——可能是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是对内心的改造，可能是对身边人的影响。

　　心中这个十字架，变成他手里的利剑——打击视频盗版战斗不止，即使是一个人的战斗。他将这看做是重构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文明，不再背负盗版的“原罪”。

　　从这个角度上说，张朝阳的存在方式是：我战斗，故我在。

　　又因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张朝阳有时说话很玄——比如，人生是一个“证道”的过程;比如，金钱的作用是导致你没有任何需求，这样就是彻底地解脱、彻底地超然、彻底地明悟人生;再比如，当一个人说他有价值观的时候，我一眼就看穿了。是的，他否认绝对的价值观，认为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才是最高境界。

　　从这个角度上说，张朝阳的存在方式是，我不思，故我在。

　　这个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校园里驰骋的年轻人，现在却把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存在”，统一在自己心中那个观念的十字架上，纵横笔直。

　　对话张朝阳，愈深入，愈放松，愈困难，有时，真得有参禅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