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要对“现行版”运行风险深入分析，又要依据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破解发展难题与困境，形成长效动力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发展积累的矛盾较多，运行风险加大。

　　经济运行效率较低。首先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断下降，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从2000年的130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方米。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上海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不仅化肥、水资源浪费严重，还造成土壤污染。

　　其次是经济效益较低。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由于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产品附加值整体偏低。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左右，美国、德国等超过40%。我国投资效率低下，据测算，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要高40%之多。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这种靠投资支撑的增长已难以为继。

　　再次是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大量资源无效或错配导致产能过剩严重。在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生产能力的闲置。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到35GW，占全球产能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GW—35GW，其闲置都在40%以上。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在增长，主要靠的是庞大的储蓄和高投资率在勉强支撑。

　　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我们一般用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新兴产业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性，这是一个误区。其实，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取决于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农业可以带来高附加值，新兴工业也可能是低附加值。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产业结构呈矮化态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2011年我国已有220种工业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但基本是低端产品。“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这块挂在我国制造业上的标签，至今未能摘除。产业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附加值高低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在出口产品中，中低科技含量产品比重较大。以2011年为例，61%的出口是中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比重过大，国家不仅要承担出口退税，还隐性承担了社保、资源、环境等巨额成本。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口依存度也在提高，特别是科技、资源的进口依存度日渐攀升。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美国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也在提升。这种“两头在外”的结构加大了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在理论与政策上，把“开放型经济”等同于“外向型经济”也是一个误区，是导致我国外贸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

　　区域产业同质化严重。这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上，一些新兴产业也是如此。我国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产业，其中1/3建立了光伏产业基地。主要问题就在于各地产业发展呈排浪式特征，区域间缺少分工合作，致使产业结构效率低下。

　　市场缺乏创新动力。创新是经济升级的动力，而创新必须依赖市场主体。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3800多万人，研发人员320多万人，均为全球第一。但企业研发人员过少，且缺乏科研投入积极性。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为27.6%，其中不少还是部门“指定”而挂牌的。特别是我国商业模式创新更是凤毛麟角。鱼塘中一条鱼死了，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数鱼死了，说明是水的问题。同理，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说明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